我们最钦佩的教师——
编者按：
一个感人的故事
1953届校友 陶民华
1998年春节，我们在苏州找到敬爱的严信一老师，并邀请他来北京一游，许多校友都为他的北京之行做了安排，例如路费、住宿、旅游等等。但因老师自感身体不好，没有成行。北京校友会趁连德枝到苏州演出之机，请她找大夫为严老师做了一次身体检查。谁知一检查，竟是肝癌后期，我们简直不敢相信。特将病历调到北京，请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工作的吴文凯校友再找专家论证，结果证实了肝癌后期的结论。我们尊重家属意见，对老师隐瞒了病情真相。校友们纷纷给他写信、打电话，鼓励他好好养病，欢迎他病好后来京。1968届陈德铭校友时任苏州市长，得知市西老教师患了绝症，多次关心询问。在上海的顾和老师也帮助严老师联系医疗报销等问题。我们期望老师在最后的时刻精神愉快和不至于太痛苦，于是在部分校友中发起了捐款。这一捐款活动陆陆续续，有的委托校友会寄钱，有的自己直接汇款，消息由北京传到了杭州、上海，据事后统计总数已近一万元，它表达了我们对老师真诚的敬意。严老师非常感动，他将每位校友的捐款数都记录下来，由本人或请夫人代笔前后给我们写了6封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市西的师生之情有多么深厚，也可以体会到严老师对我们的鼓励、支持和期望。没有想到仅仅在诊断他的病后不到两个月，
令人意外的是
1999年10月，吴育帆得知我们40多位校友将前往苏州为严老师扫墓时，非常激动。她和丈夫、女儿一起买了50盒重阳糕，在苏州电力宾馆等了好几个钟头，一见到大家，就象见到亲人一样。她拿出校友们寄给他父亲的信给大家看，将严老师遗物中找出的“市西48届纪念册”交给我们。她记得每一位曾经向她父亲捐款的校友名字，她把重阳糕分送给每一位校友。苏州的糕团是很有名的，但这份礼物却是格外沉重。我们得知，她已经退休，她的女儿正在上学，她的丈夫又在最近失去了工作，他们家经济是比较拮据的。第二天我们在严信一老师幕前敬献花圈和行礼，吴育帆—直站在旁边还礼和哭泣。
在市西举行的迎新世纪大会上，我们献上了两代人的爱心——那本被严老师珍藏了50年的“市西48届纪念册”，并将吴育帆寄给我们的5000元献给母校，作为“赵传家基金”。
吴育帆表示今后市西校友的事就是她的事。北京校友会决定吸收她为北京校友会的名誉校友。陈德铭校友得知她的丈夫因不公正而失去工作时，帮助她解决了困难，她非常感动。这位名誉校友成为北京校友会与苏州的联络人。
（2006年5月于北京）
是老师又像兄长
1949届校友
梁钧铭
1947年暑假前,快放假了,严老师主动向我们班的同学们提出,暑假期间为我们办个补习班,预习下学期的数学课程。同学们自愿参加,不收费用,当时我们班就有二三十个同学参加听课。在开课第一天,严老师提出一个规定,补习班不收费用,但谁要迟到则需要交一点费用（这时严老师在桌上放了一个香烟罐头）,多少不论,就放在这个罐头里,到补习班结束时把这点钱买一个纪念本,大家签个名送给考试最好的同学。补习班每天上午上课,大家按严老师的办法执行,记得有一次严老师自己迟到了,他也主动往罐头里放一些钱。
补习班结束前，进行了一次考试，严老师说这次考试我们实行Honest System（即诚实制考试），老师相信同学们会诚实对待考试的。到了考试那一天，他把试题写在黑板上后，就走出课堂，没有老师监考，同学们也都自觉地老老实实做题目，能答就答，答不上来就不答，没有人去看别人的答题，也没有人说话。当然这次考试分数的高低与大家没有什么利害关系，所以没有人想作弊。
严老师一共出了四道题，其中最后一道题是很复杂的“级数求和”题，我想了很久，最后用了一个很笨拙的办法答上来了。事后知道这道题同学们都没有答出来。后来严老师解答该题时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解开了，但不管怎样，这道题只有我答上来，所以这次考试我得了第一。我知道我可以得到那本纪念册了，但随着补习班的结束，我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在下学期的开学典礼上，赵校长讲完话后，突然宣布奖给我那本纪念册，我事先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弄得我手足无措，在同学们的催促下我上台给赵校长鞠了一个躬，从赵校长手中接过这本纪念册，又鞠了一个躬才走下台来，同学们掌声一片，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觉得光荣感，只觉得面红耳赤不好意思。遗憾的是那本纪念册上没有同学们的签名，因为买纪念册时补习班已经结束，无法找大家签名了。
补习班结束后，在这基础上严老师给我们组织了一个学谊团契搞一些课余活动，学谊团契的活动由同学们自己管理，严老师有时提点意见，具体管理他很少参加。
1947年寒假期间，严老师组织了一次演出活动。演员和前后台工作人员都是严老师请来的，在市西中学大礼堂演出，演的是话剧《雷雨》。学谊团契十几位同学也参加在内干些打杂的工作。记得分给我的工作是拉大幕，我从未看过话剧《雷雨》，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开幕和闭幕，有一个人兼职指挥我，让我拉开我就把大幕拉开，让我闭幕我就把大幕闭上。严老师印了一些票，让同学们推销，我们二十多个同学只售出了几十张票。当晚到场的观众有一二百人，大概都是严老师和他的朋友们推销的票。卖票的收入除了演出的费用外，剩余的给大家举行了一次会餐，再剩余的买了一些书送给市西中学的图书馆。这一个寒假大家过得非常高兴。
严老师上课时是老师，下课后常和同学们一起活动，学谊团契办墙报，他也投稿。他那篇文章的内容和标题，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用的笔名是“询益”，因为同他的名字同音，所以至今还记得。
1948年间同学们经常组织Party（舞会），严老师也参加和我们一起玩。记得有一次我们想举行一次舞会，找不到场地，严老师主动联系了他一个朋友的家，和我们一起办了一次文化舞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严老师把我们高三班的九个同学找来，让我们组织一个联络网，并指导我们怎么做法，我们便把全校同学的地址汇集起来，然后按班级分下去，要求各班级组织各自的通讯联络网，并且有专人和我们联系。忙了好几天才算组织好。严老师让我们试一下联络网灵不灵，让传一个讯号下去，讯号内容是明天上学时每人带一小把米来，结果第二天早晨几位校工在校门口收到了两大筐大米。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严老师在课堂上是老师，下课后是我们的好朋友、大哥哥。
我最后一次见到
（2002年4月于保定）
堂上飞起一只篮球
上海校友会会长、原市西副校长
樊尚德
1984年我去郑州参加全国中学人口教育会议时，杨昌基校友来访，畅淡他当年在市西学习生活的情景。其中讲述了一段严信一老师的趣闻：一次，在严老师上课时，教室里突然“飞”起了一只篮球。同学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震惊了，并猜想这位闯祸的学生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但严老师却不动声色地检起篮球，把它放到了讲台上继续讲课，课后也没有追究。其后，他协助同学创建了班级篮球队，从校内打到校外，从上海打到南京。班级从此出现了学习健康双丰收的新气象。
这件事曾启发我，于是回沪后专程去访问了严老师，并请他到市西代了一段时间的课。他教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获好评。此景此情如今犹历历在目。
（
严谨治学
1951届校友 杨友龙
（2001年11月于美国）
怀念
1952届校友 蔡宜其
1992年12月一个严冬的下午，我趁着去北京办事的间隙到人民出版社看望挚友吴承琬，我俩已有38年未碰面了。一见面她就紧紧地把我抱住，第一句话就说“我见到严信一先生了。那是反右以后的一天中午，我回市西中学，见严先生正从学校里面走出来，我们就在校门口的马路上相遇了。我急忙上前：‘严先生，您好吗？’他低着头，眼睛都不敢看我，一脸惊惶的神色，一边往旁边躲闪，一边说‘吴承琬，我不好，我不好’，就快步闪进校门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当时的样子。”吴承琬边说边学着严先生当时的表情，感到十分痛心。我俩都知道严信一先生这位数学教学非常出色，并对“市西群艺社”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师，在1957年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他热爱他的学生，他是怕连累别人才躲着吴承琬的呀。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一直打听不到他的消息。改革开放后很多冤案都得到甄别，而严先生他又会在哪里呢？我眼前出现了与严先生相处的往事。
在群艺社，
1952年毕业前夕，我们曾邀请严先生为高三同学开设数学讲座，他将高中代数融会贯通讲得既清晰又生动，使我明白灵活的思维和简捷的解题方法是我终身的追求。
1998年4月，我从《北京校友通讯》上意外地读到严信一先生写的《寄语市西校友》一文，并见到严先生夫妇的照片。我反复地读着此文。严先生，我们终于找到您了！您在信里一句未提自己二十多年所受的不公，而是满怀深情地鼓励市西学子们珍惜健康，珍惜生活。严先生，我为您晚年终于有一个幸福家庭而高兴。我望着您苍老瘦弱的面庞，我眼前浮现了当年您身强力壮、精神抖擞地指导我们演戏的情景。在文中您提到北京校友会盛情邀请您与夫人共赴北京参加聚会及您“大便失禁”等情况，读到这里，我心中一怔，因为这可能是癌症的前兆，但愿我是多虑。不久，我收到陶民华的来信，她告诉我严先生已经确诊为肠癌，北京的校友们正在发起捐款。看到这不幸的消息，我非常难过。我意识到严先生比我们更困难，我马上汇了一些款去，同时把严先生患病的情况告诉过传中，他又代我汇了些款。我很快收到严先生的信，信是严先生口述，他夫人黄月珍代笔的，他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在群艺社度过的难忘岁月，他很高兴我们这些学生深深地怀念他，他说他正在广西南宁黄月珍老师妹妹处治病，病情已有好转。7月初，我电话中告诉陶民华：“我这儿有一盒友人刚从国外带来的西洋参，我想给严先生寄去，不知他可以服用否？”陶民华沉痛地对我说：“太晚了，严先生已于两天前去世了。”我突然觉得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我疾步奔入杭州电信大楼，立即给黄月珍老师发了唁电，并再次汇些款。不久，我收到黄老师来信，称她准备将严先生遗体带回苏州安葬。
（2006年5月于杭州）
离开市西将近三十年了，但回忆起建校初期以及解放后蓬勃发展的日日夜夜心情非常激动，当时的工作、学习情景，历历在目。
当时，市西全体师生员工亲如一家，有宝贵的主人翁精神和集体荣誉感。无沦在什么情况下或逆境之中，总能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克服种种困难，把事情做好。就是凭着这种精神，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黑暗时刻，保护了学校；更凭着这种精神，逐步把市西建设成为一座新型的社会主义学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市西同学自己管理自己的主动精神。共青团和学生会成为学校工作的有力助手，他们发动和组织学生开展各项科技、文艺、体育等课外活动，和参加校内各种为集体服务的社会工作。这样，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外生活，更重要的是锻炼和培养了学生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德以及组织才能和工作能力。市西的毕业生，不单是功课好，他们还具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这个评价并不过誉。
在庆祝建校四十周年的日子里，继承和发扬市西的优良传统是每一个关心和热爱市西人们的共同愿望。在今天新的形势下，客观条件比任何时期都好，我衷心祝愿市西全校师生员工把主人翁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把学校建设得更好，为四化培养更多、更好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材。
（原载《上海市西中学校庆纪念册1946-1986》）
亲爱的在北京的市西校友们，特别是曾与我共同经历难忘的中学生活的五十年代校友们，请接受目前正隐居在古城苏州某个清静居处的老教师对你们遥远的诚挚的祝福。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究竟已离别了近半个世纪呵！那时节，你们都是活拨可爱、勤奋好学的青少年，而我则是个毛头小伙子。如今随着时光的转移，生活的坎坷，形态将大不相同了。我已成了个瘦弱的老人，缺乏了活力，而你们呢？恐已都成为体态丰满、精力犹旺的老少年了吧！
你们是成长于新中国初期的青年一代。在学校里，你们为准备着建设祖国、保卫祖国而孜孜不倦地学习。毕业后，则自觉地接受祖国的挑选，奔向天南地北。有的还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浴血战斗，有的则献身于艰苦的矿区。回顾以往的四十余年，你们可毫无愧色地说，你们并没有虚度年华，你们把青春奉献给祖国，而祖国的壮大有你们的一份功劳。我为你们感到自豪，我为有你们这样优秀的学生而感到欣慰和无限幸福。
如果说，青年求学时期是你们一生中的黄金时代，那么我认为，60岁退休开始的以后几年，则是你们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因为，现在你们在事业上已功成身退，子女都已成人，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尽量享受人生，过着舒坦、幸福的退休生活。改革开放以来，各方面逐渐走上正规，走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道路，事实证明是条光明大道，人民生活将越来越好。事在人为，切莫错过这个黄金时期。
北京市西校友会就是这样一个组织，它开展一些健康有益的娱乐活动，丰富大家的退休生活，我十分赞同和支持它和它的活动，愿它日益壮大，活动内容更丰富多彩。
感谢陶民华、陶国华、钱振为等同学，他们不辞辛劳地长途跋涉到南方的古城苏州找到了我，他们代表大家希望我能到北京去参加你们的活动，共叙离别之情。
首都北京是我一生中向往的地方，有此良机，我肯定设法争取。但从去年初夏开始，我生了肠胃病，医生说是老年人的常见病——肠功能失调，没药可治，只有靠本身调养。这个病目前没有什么痛苦，在家里坐坐走走，没什么问题，就是不能外出。因此，我已有一年多呆在家里。
虽是这样，我还在努力使自己早日恢复健康，尽力争取在你们计划的今年5月30日的活动中同大家见面。
愿好事如愿! 愿我们不久能在北京见面！
（原载《北京校友通讯》题为《寄语市西校友》，
原定今年5月30日之约到北京与大家见面，因我不幸患病而告吹。不胜遗憾。
我这次患病，得到市西在京校友会的特别关切。陶民华专门致信市西68届校友、现苏州市市长陈德铭，希望他关心我。陈市长多次探询我的病情。有一次他还利用巡视我女儿工作单位之际，亲自会见我女儿，并了解我的病情。因为他在市西学习时，我已离开市西，实际上并无师生之情，他巧妙地称呼我为“我同学的老师”，颇为相称。
连德枝在苏州演出10天期间不顾劳累，千方百计为我寻觅良医，终于使我得到良好的医疗条件。我这次患病虽然不幸，但市西校友会的关切以及许多校友的热情帮助和精神上的鼓励，将终身不忘!
市西在京校友会是个正在茁壮成长、欣欣向荣的集体，它通过丰富多采、有益的活动，活跃身心，凝结校友间无私的友谊。愿大家关心它、爱护它！
我将暂时离开苏州,去南宁我弟弟那边探亲并治病。时间至少在一年以上。待病体康复之后，我仍将实现在北京同大家相见的愿望。
（摘自给陶民华、连德枝、钱振为及北京校友们的信，
收到寄来的款项，给予我精神上莫大的安慰和经济上极大的支持。衷心地感谢你们。躺在病床上，不由得总想起与你们生活在一起的年代。你们深情地对一个几十年前的老师的敬重和关怀，在如今崇尚“尊师重教”的社会堪称楷模。使我这个一生战斗在教学岗位上的老师从心灵深处感到欣慰和光荣，我把毕生献给教育事业无怨无悔!
自从我得病以来，就受到你们的无比关怀，我真是感激不尽。来到广西后，家中亲人们的悉心关怀，更使我增强战胜病痛的勇气和信心。
广西医院条件尚好，医德医风都比较规范，收费合理。医疗费用估计没太大困难，请大家放心，同学们不要再为我费心了。我非常感谢你们。谢谢大家！
（摘自给杨昌基、钱振为、陶国华、陶民华、吴承琬、周耀珊、
徐伟英、周肃敏、董师舜校友的信，
请你告诉大家，不要再为我筹款了，我实在过意不去。千言万语一句话，谢谢大家！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日前我心情很好，精神还可以，继续配合医生积极治疗。请大家放心。
（摘自给陶民华的信，
我和外公
蔡 诤
小时侯，外公、外婆与我们分居沪苏两地，尽管我们随父母赴沪探望，但总是行色匆匆，对外公的印象有点模糊，只知道他是当老师的。后来我年岁渐长，才得知我的名字是我外公取的。这个“诤”字代表了外公对我一生的期许，那便是“正直”两个字。外公也曾向我谈起过，他年轻时遇到的挫折，也许他一生的坎坷正因为这两个字，但这是人生的最高尚的品质，因此他希望我无论如何也要做到。直到这时，我才觉得对外公有了一些了解，也体会了他曾念过的“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这两句诗的含义。
匆匆数年一晃而过，在外公的关心辅导下，我从小学升入初中，又从初中升入了苏州中学，外公为我辅导数学，给我讲解古文，甚至为了我的体育考试兴致勃勃地陪我去苏大练铅球。那段日子在苏大操场上常可看到一老一少的身影，孩子一次一次地投掷，
外公一直希望我也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也有这个心愿。因此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我报了苏州大学外语师范专业。录取消息传来，外公非常高兴，坚持要我上学后每天中午去外公外婆家吃饭。于是，每天中午，吃完饭就是我们一老一少纵论古今、畅谈中外的时间。外公娴数理，善文艺，精外语，懂音乐，和我的谈话中，总能给我不少的知识。他鼓励我多读古典诗词和散文而非古典小说。外公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在诗文，而不在小说。外公为我买了《古文观止》、《古文鉴赏》等书让我读，希望我在学英语的同时，不要抛疏了中国文化。有时我会和外公一起听他喜欢的交响乐。他最喜欢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曾详细向我介绍其背景、思想等。外公希望我多听古典音乐，但是我还是偏爱克莱德曼，此时，外公总是笑着有点无奈地摇摇头。
外公对各方面知识的广泛涉猎，常使我惊异不已。我曾戏言，外公哪方面的才能都高于数学，外公总是笑而不答。大学时期，我与外公的关系,既是祖孙,又有点像忘年之交。谁又曾想到，这竟是外公在世的最后一年了。在我快念完大一时，他因肝癌离开了我们。
上天残忍地夺去了外公的生命，但外公的音容笑貌，外公的德行操守已在我的心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这岂是任何力量所能夺走的？如今，外公去世已经一年多了，我知道，如果他泉下有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好老师。外公曾说过，“师范的意思，就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我真希望我能像外公那样，以一生的时间为这句话作出完美的注释。
（2001年3月于苏州）